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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廉吏、思想家、教育家、抗倭名臣 —聶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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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豹于明成化丁未年(1487年)正月十三日生于江西省永豐縣恩江鎮聶家村,嘉靖癸亥(1563年)十一月初四卒,享年77歲。字文蔚,號雙江,晚年又號白水老農,東皋居士。明朝嘉靖兵部尚書、太子太保。謚貞襄。賜祭九壇,入豫章理學祠、吉安鷺洲忠節和青原五賢之一。中國著名廉吏、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家、軍事家、抗倭名臣。


一、錚錚鐵骨   剛正不阿


    聶豹秉承其父親聶玉治直率、剛正、質樸、不屈服、疾惡如仇的性格。正德十五年(1520年)出任華亭縣知縣。期間,該縣正遇百年大旱,顆粒無收,百姓民不聊生。但是有的官吏不但不救災,反而勾結地方黑惡勢力,借機斂財、貪污舞弊,百姓苦不堪言,怨聲載道。讓人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府中有一個財務總管仗著其岳父是朝廷一品大官,伙同他人私吞應減免的稅銀,而前幾任知縣都不敢得罪他。聶豹到任后便微服私訪,摸清情況后,立即將這位吏婿及同伙革職查辦。華亭錢糧過去的出入數有八十馀萬,在正德庚辰(1520年)以前,都沒被征收到位,其中多數錢糧朝廷還給予了減免。由于跨年代較久,官吏更換了不少,經辦此事的人役,往往乘機虛報,渾水摸魚,大撈一把。聶豹得知其事后,深感問題嚴重,把過去經辦此事的人役都一一傳喚到府問狀,詳細審訊,經過查實后將有問題的人役毫不留情繩之以法,并追還稅銀1.6萬兩,米5600余石,多收秤頭銀2600兩。追還的稅銀等都用來抵銷官府欠老百姓的陳年舊賬,多余部分以備賑濟,百姓見過去官員連過問都不敢過問的貪腐都能查,無不稱快。
嘉靖四年(1525年),聶豹任福建道監察御吏,他暗察明訪,微服深入平民之中,了解下情。到任才幾個月,就上疏指斥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招收內監工匠。又彈劾兵部尚書金獻民。侍郎鄭岳接受寧夏總兵官種勛邊將的賄賂,為東廠所獲后,又妄圖通過賄賂逃脫懲罰,朝廷查實后,張佐與金、鄭二人都被皇上罷官。后又上疏禮部尚席書徇私自把他的弟弟安排在翰林院謀職,席也很快被免職。聶豹拜監察御史僅三個月,三次上疏彈劾司禮太監、侍郎、兵部尚書、禮部尚席等人是朝廷上下官員都畏忌的權貴,一時名震朝廷。
嘉靖六年(1527年),被皇上派往巡按福建。聶豹依法治國,嚴肅法度政紀,微服私訪民間,聽取民間對當地官吏的反映,打擊惡豪,懲處奸匪,一時貪官污吏望風披靡,有的自己解官而逃。駐扎在福州的軍隊鎮守太監趙誠橫征暴斂,聶豹移文按察司,查其在驛遞上的冒費行為,使之大為收斂。他嚴肅查處了掌天文歷法的中官和管理東南沿海地區海外貿易宦官。彈劾了貪官漳州詹知府、龍溪黎知縣,威懾了貪官。貪官建寧太守陳能雖然離任,他也不放過。陳能貪污受賄,行為不檢,名聲敗壞,聶豹秉公查實。陳能譎詐抵賴,并重金賄賂,聶豹嚴厲斥之。陳能又想通過上疏朝廷自辨,但是仍無效。便狗急跳墻,反誣聶豹故意陷害他。聶豹毫不畏懼,上疏反駁。皇上派人調查,查實陳能罪行后,將其罷官,閩人無不稱快。
在巡按期間,他針對如何考核官員,上疏提出要分德行、經義考核官吏,主張官員要重德行。他還清理寺廟多占的田地以備賑災撫恤,核實官府的帳簿,清理虛報人數,以均徭役。提議建立考核官宦的長效機制,獎勵勸勉官員勤政為民,從根本上治理為官清明廉潔的風氣。


嘉靖九年(1530年),聶豹改任蘇州府知府。蘇州府是東南方最大的郡縣,黑社會邪惡勢力猖獗,在過去一向都是到任官員認為很難治理的地方。聶豹在蘇州府期間,問民疾苦,禁止革除賭博等社會陋習。同時不畏邪惡勢力,嚴厲制裁強橫狡詐不守法紀的人,打擊黑社會勢力。蘇州有兇徒王子家是黑社會頭目,經常在游船上糾集兇徒,危害平望和射瀆兩個地方的治安。聶豹到任后,王子家聽說聶豹很厲害,聞風攜妻子藏匿到一個很難發現他蹤跡的泖湖中。聶豹并不就此罷手,派人坐漁舟前往偵查,并埋伏兵丁在湖中,不到幾日功夫便把王子家擒獲,將其依法治罪。大倉州的巨盜龔淵、龔錦兩兄弟為害海上,聶豹密派人擒獲他們兩兄弟,可惜只抓到了龔錦,龔淵卻被逃走。為了擒獲龔淵,他設計,欲擒故縱,放了其弟龔錦。江蘇吳人不理解,嘩然,大家認為聶豹是徒有虛名,說來說去對邪惡勢力還是懼怕。他微笑。沒過幾天,龔淵果中計,晚上偷偷來到弟龔錦的家,埋伏在其弟龔錦家附近的官兵將他擒獲,江蘇吳人無不敬佩。每當奸猾匪徒犯罪逃匿,聶豹都親自去做好匪徒妻子的工作,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耐心誘導,一時兇匪在其妻的勸導下,都紛紛自首認罪。鉅寇鄭新盤據福建的漳州和泉州,錯根盤結,勢力很大。雖然抓獲鄭新很艱難,聶豹毫不畏懼,還是派官兵圍剿,經過數年的努力終把鄭新抓獲。

在閩期間,由于聶豹持法嚴正,風裁凜然,深受民眾推舉擁戴。當時福建人把聶豹作為偶像,民間給小兒取名亦流行以豹為名,以示崇尚聶豹。

聶豹不畏權勢,敢于諍言。

在兵部任左侍郎時,奉命清理軍費,又得旨協理京營戎政。當時咸寧候仇鸞是總營務。仇鸞恃寵驕橫,擅自將宣府、大同等地的兵調到京城。仇鸞這次調兵,明顯削弱宣大(河北宣府、山西大同)等二鎮的御敵能力。聶豹不懼權勢,上疏認為仇鸞的調兵是錯誤的,兵力應該駐扎宣大,宣大安則京城安,皇上采納。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嚴嵩死黨趙文華等人上奏要巡視祭海神、增加田賦和開放市舶等事宜,世宗皇帝大悅。朝庭官員雖然覺得不妥,都緘口不語。聶豹挺身而出,在朝庭反對趙文華的上疏,認為東南百姓貧困已極,若祭海神、差田賦,是徒滋勞費,加重百姓負擔。倭寇很狡猾,如開市舶,就同開馬市,倭寇將長驅乘虛而入,反被倭寇鉆了空子。他的上疏違反了皇帝旨意,世宗皇帝十分反感,下詔嚴厲訓斥,聶豹還是堅持。朝廷嚴嵩、趙文華等一些人根據皇上的意思,一起趁勢攻擊。聶豹忤旨,皇上大怒,罷免其兵部尚書,還受到降俸二級處分。由此,聶豹看破紅塵,毅然上疏稱年老有病,請求退休南歸故里永豐。     

二、一廉如水   懷瑾握瑜

 聶豹是著名的廉吏,朝廷內外頻頻傳為佳話。

在華亭縣任知縣時,有個富民叫徐震的,聽到大家傳聶豹如何如何清廉,不相信。便與人合謀設下奸計,想探虛實。徐震暗地里將金磚神不知鬼不覺地藏到聶豹家里的醬油壺中。徐震自鳴得意,以為聶豹會私吞。誰知聶豹夫婦發現金磚后,并沒有因為沒有對證而私貪。在廣征線索后,查清緣由,憤然將徐震查處,徐震雖遭懲處,卻打心里佩服至極。此事很快被傳開。于是,華亭縣的豪猾都很快收斂,不敢亂作非為,縣內民風得以好轉,達到了大治。


在平陽任知府時,僉事許勉仁到任副職,許勉仁曾是聶豹的舊僚,又拜師在聶豹門下。但是聶豹不擺架子,親自迎接,行禮如初,平時也很尊重許勉仁。平陽平息蒙古俺答達虜功成后,皇上表彰褒賞聶豹。許勉仁沒有得到犒賞,認為是聶豹在其中作梗,憤憤不平,借機誹謗聶豹在平陽有貪污行為。皇上聽后大怒,著山西撫按官從公查勘。山西撫按官到達時,聶豹遂堅臥不出,一意授徒講學。撫按官惱怒,決心要扳倒聶豹。他派了很多懂財務的官員徹查平陽的支出開銷冊籍。那些官員細心查賬,查來查去無絲發滲漏。但是他們并不就此停手,繼續不停地查,往反三四年,終查不出任何問題,只好罷手。


聶豹對達官顯貴敢于抨擊,為此得罪了朝庭不少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那些達官顯貴聯合起來誣陷誹謗聶豹,但是苦于拿不出證據,只好又翻出了原來查來查去查不出任何問題的平陽貪污案。當時的首輔夏言偏聽謗言,不問青紅皂白就將聶豹逮入錦衣獄。聶豹被逮時,家中全部資財只有五十金,連押往京師的伙食費都不夠。友人劉文敏直搖頭,感嘆:當了這么久的官,太窮了!當時聶豹的朋友陳西川不忍心,自己雖然不富裕,還是拿出百金幫助聶豹解決前往北京路上的伙食費。在錦衣獄中,聶豹雖遭受了嚴刑拷打,卻堅信有水落石出之時。夏言看到嚴刑拷打無果,便派人專往平陽核查,但是總是查不到什么問題。這時,平陽籍戶部尚書張潤得知聶豹在平陽所作所為后,聲稱愿以自己全家百余口性命擔保聶豹在平陽時無貪污受賄。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聶豹在獄中被折騰兩年后,巡按御史黃洪毗親自到山西調查,經多方查驗,聶豹的平陽貪污受賄一事無任何實據,冤案終于大白,謗議之聲才消,但是還是被落職回家鄉永豐。聶豹落職回鄉后,雖為官多年,家中沒有一點積蓄,窮困潦倒,生活十分艱難。為了生計,只好經常步行往返于吉安的青原山、白鷺洲書院等一些書院教學,以圖糊口。雖如此,還笑呵呵樂觀處之,家里人和朝庭舊友聞之暗地里悲疼不已。


三、勤政務實 以民為天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重在親民。


正德十一年(1516年)聶豹中江西鄉試。次年中進士。正德十五年(1520年),赴任直隸的華亭縣(現上海市)知縣。當時華亭縣的官吏都是本地人。官府中掌管簿書案牘和聽差的差吏多而雜,而且這些人與社會上的人串雜在一起,關系錯綜復雜,風氣不正,極大地妨礙了公務。為了整肅吏治,他從自身做起,嚴格要求自己,省身修身,以身作則,對身邊的小吏、差役立法三章,要求必須清正廉潔,不準以公謀私,要慎用權力,不得干涉地方事務。還每月舉行“聽訟日”,公開審理各種案件,使得豪強不得干預,冤情得以申述。每年審編徭差,皆親自查封,吏胥不得從中作梗。還規定衙役不能私通外界,不能和社會上行為不檢的人混在一起。由此,縣衙內的政風立見好轉,一時夙弊頓清。


聶豹廉政勤勉,親自清理寺田以備賑恤,核官籍以均徭役,考核官員以勵風節。從根本上理清治理華亭,確保政通人和。他料理公務每事親躬,細到處理傳遞公文用的馬和官員的驛站、分撥夫役等都各有章法,有章可循。縣里每一年織造宮廷應用的絲織品都要親自過問。對縣里的財務嚴格管理,賬目往來清楚,從不敢馬虎。對經費精打細算,節支開流,力爭每月有結余以備支付災荒和想不到的經費開支。縣小吏、差役稍有過舉,只要發現,都要當即找來談話,從不過夜,迅速消滅在萌芽之中。通過整治,華亭風氣很快好轉,蘇人交口稱譽。


出任華亭知縣期間,水災旱災接連而來,災情嚴重。面對艱難的局面,他一面將災情奏報朝廷,一面開倉放糧,救濟災民。他不等不靠,動員全縣人民捐錢捐物。親自帶頭將家中積蓄捐出,夫人在他的感染下,將身上披戴的金銀首飾也捐了出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他的帶動下,大小官吏紛紛仿效。通過募捐,得白銀六、七萬兩,很快緩解了災情。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災情,他親自勘察縣情,發現西邊地勢比較低洼,水常年排不出去,容易發生澇災。東邊地勢較高,易發生旱災。他訪問民間,傾聽專家和百姓的意見。大力興修水利,疏通水渠3萬余丈,修復廢塘1.2萬余丈,修筑堤岸10頃70余畝。華亭縣的百姓后來一直都是依賴這些水利設施。又通過普查,查出余田1頃70余畝,全部用來彌補災荒。


百姓有了冤情,他都親躬審理,為其申雪。只要有案子,當即就審,從不拖延。在審案中,精明睿智,能明察秋毫,不被假象蒙蔽。在蘇州時,有一對兄弟來訴訟其父,聶豹覺得有蹊蹺。他仔細觀察,詳細詢問,查的兄弟倆都不孝,便當場羞辱他們,兄弟倆感泣悔罪。他智斷巧斷案情。在平陽時,有一婦人告其子不孝,聶豹覺得有隱情,故意訓斥其子,可是那婦人毫無表情。他疑其中有私,派人查訪,果然是那婦人與人有奸。于是詳細審問,那婦人見隱瞞不了,只好招供。百姓無不稱頌。


在華亭每年都是親自參加按戶等人丁編排的徭役,并嚴格審定。縣衙的文書很多都是自己動手書寫。當縣令三年,華亭節余存谷19萬余石。據華亭縣志記載:“逃亡歸來者足有3223戶”。當時朝廷官員紛紛舉薦聶豹,其中有七八個到過華亭的巡撫和巡按官員還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舉薦聶豹。朝廷按例贈封親屬,其父聶玉治被敕封為華亭知縣,其妻宋氏被封為孺人。


在平陽時,平陽各地平民饑餓難忍,餓殍盈途,他憂心如焚。當時戰事緊迫,糧食經費緊缺,但他毅然拿出軍用糧食賑濟災民,災民跪拜謝恩。俺答蒙古軍退兵后,聶豹竭力賑濟災民,安撫民心。設粥棚于近城寺廟中,饑民就食者日以數千計。兩次賑濟,成了小人后來揭發聶豹平陽貪污受賄冤案的“罪證”,雖然后來平陽貪污案被平反,還是被小人誣為沒有上奏皇上為由,落職回家,這真是自古忠臣多坎坷。


他又以工代賑,修建城壕,筑外城墻,饑民以勞役獲生者又數千人。工程挖士的時候,挖出了石枕、鞭、銅鏡各一,其中有題款:“道高龍伏虎,徳重鬼神欽”。當時大家認為此題款正合聶豹在平陽的政績,于是平陽同知許檖特撰文給予記載。


聶豹在蘇州府期間,問民疾苦,禁止革除賭博等社會陋習,他還均徭役,勵節約,蘇州地方安定,深得人民擁戴。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外城墻完工,由于修邊關耗資很大,又每年犒賞軍士,戶部經費緊缺,他上疏倡導朝廷上下要共濟時艱,節約公用經費,雖遭一些重臣反對,但是還是被皇上采納。


聶豹退休故里永豐后,經常幫縣官吏治理縣邑出謀獻策,為百姓排憂解難。永豐知縣每遇處理公務有疑難,或永豐有什么大事前來訪求,他都出門遠遠恭迎,虛心善意切磋,知縣倍感其和藹可親。縣令金清舉行土地普查丈量,編補地方基層組織,禁止革除縣城市街的一些陋習規定等諸多措施,都出于聶豹的建議。同時,他還建議在縣設立鄉規民約以厚風俗。為減輕縣民的負擔,到上面辯減基層均徭銀1200余兩,永豐百姓無不感激。


當時永豐縣城常有廣寇流劫到縣,聶豹協同縣官連日操勞,布置抗寇,數日不歸,直至廣寇潰退才回家休息。


四、主筑城墻  首創承包


   北京古老的城墻,護民抗兵,是永恒的絕唱。


北京,經元末兵火之后,特別是蒙古俺答汗率大軍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掠劫財物,致使京城周圍受到一次極為
嚴重的破壞。經 “庚戌之變”后,保護北京城市的屏障沒有了,人口大減。當時北平一度出現“商賈未集,市廛尚疏”的現象。復筑土城,營建北京城墻,以護居民,有效地防止城市遭受外界的入侵成為了當務之急。北京城眼見著成了軟弱的綿羊,被人蹂躪。迫于此況,聶豹等上疏建言請筑北京外城墻,被采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開始修建北京外城。他親自提出修建北京外城的總體設計,會同錦衣衛都督陸炳總督等人勘測修建外城約七十余里。還與其他官匠共督建北京外城墻,并日夜在工地上指揮修城墻。為了確保城墻堅久。還制定規章,規定有修筑不如法,三年內致有坍塌者,追查各監工人員及建筑工匠的責任,責令依原分地方修理,其各官應得俸祿,戶部一律追回。由于經費緊缺,后來只修建了北京城墻的正南一面,轉而北上,只包圍了內城南端,三面長28里,設城門7座。即現北京明代城墻東起東南角樓,西至崇文門,總面積約15.5公頃。外城的北端為凸字形的兩肩,兩肩各設有一門。每座樓門各設單檐門樓1座,各門皆筑甕城,與城門相對。城垣四角各設角樓、水關,皆為三孔洞,內外護以鐵柵。外城垣內外壁均為下石上磚,墻內為土心,墻體高約6.4米,雉堞高約1.28米,城墻通高約7.68米,城垣下寬約6.4米,上寬約4.48米。甕城位于城門以外,將城門、城垣、箭樓、甕城門等聯系起來,形成一個堅固的防御整體。其上建有雉堞、宇墻。城樓垣四角都建有角樓,馬面的后面城垣上都建有硬山頂鋪房,是供守城士兵休息或堆放武器等物之用。另外在城垣的內側還建有可供上下的馬道,城垣外側建有齒狀雉堞,起盾牌作用。城垣內側建有字墻。北京外城設計科學,精致,彰顯了智慧和力量。
聶豹為北京外城墻的修建立下了汗馬功勞。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外城墻完工,皇上大喜,聶豹被加封為太子少傅,蔭一子入監讀書。


承包制對生產力的影響是巨大的,聶豹開創了中國承包制的先河。


嘉靖五年(1526年),聶豹任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現北京)稽查馬政。當時朝庭戰馬劇減,為了為朝廷多輸送馬匹,他實地調查研究,總結以往的經驗,上疏陳述馬政的利弊,說明馬數減少,人們養馬積極性不高的的原因。把他經過琢磨,首創的養馬承包責任制向朝庭推出,得到皇上的允許。他推出的養馬承包責任制,首先是核定養馬人數,將江南拋荒的田畝,逃亡的人丁核查屬實后,剔除這些人可以不養馬。其次是將種馬按優劣作價入官,再將馬和草場承包到各州縣官吏,并以簽訂的合同作為考核他們的主要依據。然后各州縣官吏將馬和草場承包到戶。各處草場,不分養馬與否,根據土地荒熟肥瘠程度,作為料場,不同價位計算,官方全部收購。還常年額定收購馬價,穩定收購馬的價格,解除承包戶的后顧之憂。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各州縣養馬積極性空前高漲,馬匹成倍增長。聶豹推出的養馬承包責任制,對當時促進馬匹增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五、熱心教育   大興辦學  


聶豹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興辦地方教育。他熱心教育,認為教育是國家興旺的根本,注重培育人才,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了大量人才。


他思維敏捷,才學橫軼,處理政務費耗時間不多,平時空閑時間較多。在業余時間里,他便孜孜不倦辦學校,為國家培養人才,以此作為大事來抓。所到之處,異常重視興學,并且親自朝夕授學。他教育學生要學古人道德,并以古人的高尚精神激勵自己。在華亭任職時,在華亭,倦倦以興起學校,培養人才為事,最為突出的成就就是興辦地方教育。培養了徐階、何良俊在內的一批學子。徐階當時方弱冠,聶豹試其文,大奇之,說:“此宰相器也” 。被賞識的有徐南金、張承賢、楊世賢、楊子亨等數人,而且都被被聶豹收入門下。此外,還有何良俊、何良傅、王君陪、王君球等十數人朝夕受學。聶豹親自為學子講學。教授《易經》,同時證之以儒家“中和”、孝悌之說,又以古人道德可師之事跡感動諸學子,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嘉靖元年(1522),提學御史肖鳳鳴到華亭考核學校學子情況,發現他所贊賞的優秀生都是出在聶豹門下。肖鳳鳴笑著對聶豹說:“云間素稱文藪,君一綱盡矣。”意思是說,松江縣(今屬上海市,松江縣的古稱)一向被稱為文章或文人聚集之處,而這些文人卻都是聶豹的門下。在華亭,他所辦的學校考取儒士二百馀人,提拔其中優秀人才如包節孝兄弟,何良俊、何良傅,王球,吳培等十數人。當年秋天,這些人被推薦到南畿鄉試,成績多在高等。徐階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為編修。他們這些人中,先后以科第起家,通過考試被選拔得到高官厚祿的有十余人,其余人都各以文章氣節表于社會。


嘉靖九年(1531),聶豹轉任蘇州知府。期間經常與當地學子問學于書院。嘉靖萬歷年間,蘇州名士大多數出自于聶豹門下。他培養了吏部尚書嚴訥、《永樂大典》總編纂官瞿景淳、兵部侍郎王忬、禮部主事陸師道、太仆卿顧存仁等朝廷重臣。


聶豹無論走到哪里,只要有一點閑逸時間,都授徒講學。在平陽,雖然戰事頻繁,他除日親戎事外,每當虜退的傍晚或中午,還帶方亢思、方謙企,舉人陳嘉言、嘉謨、阮師瞻、候効古、劉光啟、秦健在各州縣授學。聶豹朝夕講學不輟,于是平陽的人士崔汝孝等數十人,拜于門下。他還修平陽古今人物題名記,希望以此來勉勵大家。任職福建時,在省城新建了養正書院射圃亭,薈集八閩秀才志士到這里來教之。明嘉靖初年,巡按福州時,為了紀念羅一峰,在福州朱紫坊建一峰書院。守蘇州府期間,大力興辦學校,云集名士于學道書院,大家共同學習研究 。


嘉靖二十二年(1543) 冬,居家的聶豹提議當地永豐鄉坤出資建新學宮。聶豹的這一提議得到了當地官員的大力支持,有中丞張岳主其議,柱吏魏謙吉核其成,縣尹魏夢賢經營,建立了文廟、明倫堂、尊經閣、群英閣、欞星門、號舍、名宦鄉賢祠等建筑物組成的永豐儒學,并邀請林應芳執教。為紀念重修縣學之舉,聶豹邀請羅洪先撰寫《永豐縣重修儒學記》,自己撰寫《群英閣記》。


在華亭縣他還積極倡議大家捐錢,修建當地的文廟,建造較有名氣官員的鄉賢祠。


聶豹辭官回鄉后在永豐的聶豹尚書第、尚書府每日除與故人門生子弟談述古昔,研討學術,詠歌太平外,還不忘辦學授課,培養弟子。他前后家居三十馀年在永豐,即使被朝廷貶黜,從無怨恨之意。平時注意檢點自己的言行,言傳身教,言行一致,為人師表,弟子無不敬佩。


家鄉本族的子弟有考取功名、事業有成的,都給以獎勵表彰,號召族人向他們學習。永豐北面巚峰山風景秀麗,是休閑讀書論學的勝地。聶豹在巚峰山修建了凌空閣。在該閣,永豐的學子歡聚該閣,講學論學、寫詩作賦,熱鬧非凡,成了永豐文人集會的好去處。為了推動永豐人才的培養,他曾與鄒守益、錢德洪等辦學于本縣城西崇光觀,很多學子慕名前往,弟子云集。聶豹在縣時,出去講學每次都有百余人跟從他云遊。他一生所到各縣以及松江縣、姑蘇、八閩、三晉之間,門下之徒不少于千人。他與弟子之間往往都結下了不解之緣,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即使做大官的也是這樣。最典型的要數他和徐階。徐階雖然為朝廷首輔,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是他們的師生關系從沒有變過,四海皆稱之。


 六、戎馬生涯   抗倭名臣


中國文官執掌兵權的不多,聶豹能以一介書生取得赫赫戰功,在古代儒生中是少有的。


明朝從成祖永樂以來都是采取允許周邊少數民族首領定期朝貢、明朝朝廷給以豐厚的賞賜并可進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貿易的政策,由此形成了明朝的朝貢體制,明朝邊疆安定。但是,明世宗頑固地拒絕和蒙古通貢互市。為解決生活和生產的實際需要,同時逼迫明朝廷恢復朝貢體制,俺答達虜蒙古軍屢屢派兵劫掠,明朝無力抵御,最后釀成了“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年(1541年)北方的俺答達虜蒙古軍連年進犯山西,平陽百姓不得安寧。此時,聶豹被任命為平陽知府。他的出任稱的上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月,起復平陽知府的命令下達,此時其兄聶洪(文偉)亡,聶豹本應奔喪,但是邊關戰事緊急,不得不赴任。


他上任時,平陽府銀兩庫存空虛,歷年積累欠達一百九十余萬兩,百姓逃亡四方,民戶缺失甚多,防隘全無,兵力嚴重缺失,戰事一無所備。身擔重任的聶豹一方面鼓勵平陽各類人才共同積極應對時局之艱,另一方面四處奔波,籌措經費。他請平陽各地撫按到各州縣,備羊酒肉招待富民,號召富戶捐銀。經過他的動員,臨汾等三十七州縣民眾都踴躍捐銀,共計捐得銀兩二萬二千馀兩。由于敵情緊急,經費缺口太大,聶豹還允許牢中犯罪較輕的犯人視其犯罪的輕重程度,用不同銀兩贖身。如蒲州儀賓的蘇仁因繼室悍妬,疑犯強奸罪在押坐牢,蘇仁以五千兩金銀贖身得以脫罪。經過多種途徑所籌到的銀兩,全部用以加固隘口,大修關隘。經過修建鞏固的郭家溝、冷泉、靈石等處隘口,屹然像天險一樣。同時他又招募義勇兵張鸞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礦工八百余人,給足他們衣甲、器械,加緊對他們進行操練,準備迎敵。不久,蒙古俺答來犯,入雁門,直接奔向平陽,侵犯郭家溝。聶豹派關兵李芳等開關迎敵,斬虜數人,虜咋舌敗逃,并退營邊境上。平陽本來兵力空虛,聶豹怕蒙古俺答還來,先發制人,使計詐敵。他叫人放風說“大兵不日且援山西”,又令善于射箭的人假攻蒙古俺答虜營,虜兵追出,射箭的人故意將牌面兵騎俱棄去,裝扮逃走,等虜兵快靠近時,便齊放弓箭,虜兵嚇得逃回營房。虜兵知平陽有備,怏怏棄營逃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聶豹升遷陜西按察副使,兵備潼關。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再次舉兵大舉南下,攻掠大同,明軍一觸即潰。八月俺答蒙古軍直抵北京城下,京師大震。兵部尚書丁汝虁點閱北京駐軍冊籍時,竟發現軍隊名冊禁軍僅四五萬,且老弱半之,另一半多為官吏的子女,居家不在軍營,即使在營的士兵都害怕不敢戰斗。后雖然調仇鸞率大同兵二萬入京,仇鸞也不敢出戰。兵部尚書丁汝虁束手無策,只好閉門堅守。在國家危難之時,皇上世宗急于想得到良才,經吏部尚書徐階推薦,平陽冤案雖大白但是還是被貶回家的聶豹被召回京城,為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現北京市),整頓薊遼(轄順天、保定、遼東三巡撫)軍務。


后轉兵部右侍郎,十二月抵任。奉命巡視九門時,聶豹向皇上面奏建議:京營的兵閑置,不如核減一十三萬,分撥到下面各總督去操練,以備征戰。每年兵器械、軍糧、操練、犒賞等費用,戶部要足額撥給。凡操練,必須遵循軍法,軍中的士兵不得借口占為雜役等。他的六條上疏皇上均全部采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二十七日任兵部尚書,聶豹力辭,但是皇上不允。他上任后,正本清源,嚴厲革除夙弊,嚴禁請托,事事依據法典法例,他冒死據實核查嚴嵩之孫嚴效忠冒領軍功案,兵部的風氣很快好轉。一時聲望赫然。


他善用人才,慎選將士,操練軍隊,率先垂范帶領將士修邊城,建關隘,預備儲糧,加固要塞,分屯重兵掌控扼要關口,以阻止外侵之敵。多次竭力上疏建言研究秋收防護的事宜。


為了防止蒙古俺答汗不斷南下擄掠北方各省,威脅北京安全,重點關注薊州、宣府、大同的防務,采取:練選營兵,分布邊兵,互相應援、愛養士卒、嚴格警戒、申明賞獎、修堡練兵、廣開受降、習利軍器、熟察地利十大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宣府、大同路途遙遠,往往運達一石糧,路上需耗費數石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聶豹開始實行屯田之法,由于宣府、大同駐軍大多數是北方人,不善水利。聶豹則聯合戶部、工部,征調南方擅長水利的官員,率領相關工匠前往幫助指導修建水利設施。可以說聶豹邊鎮屯田是解決軍糧的重要舉措,用南方人指導邊鎮水利建設則有利于邊鎮屯田。


他得知宣薊(今河北宣化、河北薊縣)邊關的防備多廢弛,立即差兵部左侍郎楊博前往駐守。益州、通州、昌平的官員屬虛設,平時悠閑無事,他奏請罷去益州、通州、昌平三郡的御史。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月,蒙古外虜進犯京城的重要門戶河北的紫荊關、浮圖峪,情況危急。他從容應對,派入衛朱鳳等將領前往截殺,斬虜首千余級,虜兵望風披靡,獲大捷。皇上大喜,加封聶豹為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千戶。他還上疏提出要論功行賞,獎罰分明,皇上從之。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蒙古外虜犯薊州,由于防備森嚴,外虜攻城六晝夜不能攻下,還反被明軍斬首一百七十多級,生擒一人,只好兵敗而去。聶豹被皇帝詔嘉太子太保,為明朝從一品官。


聶豹任兵部期間,朝夕勞累,經常是半個月、一個月在兵部為國防操勞而不回家。看到宣府、大同錢糧缺乏,軍士饑餓,他上疏建言增撥經費。他發現前督撫大臣,不用心在那里安撫人心,守好軍事陣地,卻吃喝玩樂,守軍苦不堪言,兵心不穩,他便上疏要求嚴懲,皇上大怒,逮二臣入獄,同時派遣戶部侍郎陳儒前往賑恤將士。


當時,江南倭寇猖獗,閩浙蘇常,連年被侵犯,又湖廣川貴苗民作亂。在國家動亂之刻,聶豹運籌帷幄,博采眾長,上疏調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江,各省兵馬由他調用。添設總兵把守南匯、吳松江、劉家河、鎮江等處。派都御史鄭曉議把守東海各關。由此,倭寇不敢妄動。對苗民作亂,則派兵前往沅州,湖湘川貴軍隊聽從調用。江西德安盜賊猖厥,他派守備一員,前往懲處。倭寇侵犯蘇州、松江(上海松江)兩府,他奏設總兵駐守金山(上海金山區),所有沿海一帶俱屬防御,自己親自坐鎮金山,并帶兵征戰,明軍士氣大振,倭寇敗退。他還派人把守南匯、吳松江、劉家河、淮及鹽城。并把附近所屬的防衛隸屬管轄,然后又分兵布防陣地,命令他們各自為陣,嚴密戰守。還調兵遣將,把守四府海口,并派重兵鎮守。他還令都御史鄭曉議駐守監城東海,同時各設把守總兵一員,專門負責其所屬地的調兵。他用兵計策得當,蘇州、松江固若磐石,倭寇不敢妄動。


他舉薦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還重用他負責剿滅倭寇。當時倭寇二萬余人盤踞在松江府華亭境內,張經選將練兵,籌劃搗毀倭寇的巢穴。次年聶豹調集兩廣土司兵,分配給總兵俞大猷、參將湯克寬和游擊鄒繼芳等,待援兵到達后,即展開決戰。正在這時,世宗采用趙文華的建議,趙文華還密奏誣告張經亂用軍餉,且貽誤戰機。盡管張經與趙文華矛盾依舊緊張,但是在聶豹居中調度下,張經還是積極備戰。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永順、保靖苗軍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興,張經派參將盧鏜從水陸兩路進攻,在石塘大敗倭寇。倭寇行至王江涇,張經令永順、保靖士兵夾擊,斬首二千級,倭寇大敗。余寇奔柘林,縱火焚巢,駕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張經指揮作戰,取得了“王江涇大捷”,取得了自有倭患以來最大的勝利。盡管聶豹和張經取得了抗倭的勝利,但是由于不符合世宗的心意,朝廷趙文華和朱隆禧有從中使奸計,最后,聶豹被罷官,張經被殺。聶豹和張經并不是無能,他們不主張用己所短攻敵所長,宜用己所長以勝敵之短。而明世宗不顧當時的實際情況,想一夜之間滅倭,這是嚴重脫離中國當時實際的想法。聶豹和張經他們沒有按照明世宗不切合實際的想法去做,雖然打了勝仗,明世宗也不認賬,他們最終都難免逃脫厄運和災禍。


七、崇尚節義     懿德高風


聶豹從小穎敏不群。老師見了都稱他為奇才。他家的家景每況愈下,連繳交先生的學費都非常困難,每學期交學費,父母都要忍痛把買米買油的錢挪用。聶豹知道后經常嘆息說:“我不孝,我怎么報得了父母過分勞苦的恩情”,語畢泣下。一時同學見之,多所感動,有的解囊相助。


聶豹素喜崇尚節義,褒獎紀念先輩。鑒于歐陽修已遷安微穎州數百年,祖墓荒蕪,后裔失散。在巡按江南期間,便繞道前往穎州。他到處尋找歐陽修后裔,終于覓得歐陽修三子輩的后裔十六世孫云。聶豹請人畫了歐陽修遺像(現保存的歐陽修畫像),要云奉歐陽修遺像同他一起馳歸故里永豐。并與永豐知縣商量,由縣人捐資,為云買田娶妻。還籌措銀兩修建永豐縣城的歐陽修專祠和沙溪的文忠公祠堂,在沙溪修建歐陽修父母的墳墓,雇專人守墓奉祀。


狀元及第羅一峰(羅倫)以忠節著稱,但是卻沒有被朝廷贈謚。聶豹上疏請求朝廷給以封贈,又親自拜見羅一峰。羅一峰逝世后終于被贈宮論德,并贈謚號為文毅。狀元學士曾棨逝世后其遺體被仇人騙遷葬于新干縣,這些人還引誘曾棨的子孫藏起骨骸,想滅跡。此案雖上訴,但是被經辦官員久拖得不到判決。曾棨家人找到聶豹,他毫不猶豫,到處奔波,終沒有效果。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找到當時的首輔徐階幫忙,經不懈努力終于訟決。訟決后他還幫助曾棨子孫將骨骸復葬永豐舊墳。僉事高安,是一個廉潔奉公的人,死后沒有錢安葬,尸體暴露在野有近五十年。聶豹請人將他的遺骨淺埋在祖塋,以待改葬,還為其立碑以便后人尋找。巡按福建時,當地有一個叫鄭三娘死於貞節,他親自前往祭奠,受到閩人的贊頌。嘉靖四十年(公元1560年),聶豹擴大永豐縣城址規模,城門增至八座,東曰泰安門、西曰興賢門、南曰承恩門、北曰永定門、小東門曰涌清門、小北門曰廣簾門、小西小南門無名。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首輔夏言偏聽謗言,將聶豹逮入錦衣獄。聶豹在獄中被折騰兩年之久,冤情之苦難以言表。同年,夏言也因案入獄。聶豹與他在獄中相見,夏言以為聶豹一定會報復他。但是聶豹卻對他沒有任何怨恨表示,也不幸災樂禍,而是和他談論性命真機。夏言非常感動,對聶豹的德行十分敬佩。他逢人便說:“吾愧見聶雙江” 。聶豹歸故里后,夏言專程到永豐拜訪,并為聶豹作賦:“六一橋邊,白鹿岡前,草堂中與味悠然,風和沂水月滿。……”。


聶豹忠孝慈仁,敬賢愛士。他言傳身教,經常以樸實的語言諄諄教誨宗親和后人。在為永豐聶家作聶氏二修族譜舊后序時寫道:“亦惟以忠厚農桑為重”。在《五巚公墓志銘》曰:“予家世以忠厚詩禮相傳。”在嘉靖戊午歲(1558)季秋為江西吉水羅洪先家秀川羅氏族譜序曰:夫強盛、貴富、孤弱、賤貧者,勢也,勢不能以皆同;而悲、喜、幸、懼(高興、畏懼)之情無有乎弗(不)同。長幼、卑尊、上下、前后者,世也,世不能以皆同;而孝敬慈愛之心無有乎弗同。惟其無有乎弗同也,而后天下之父兄皆吾之父兄;天下之子弟皆吾之子弟;天下之強弱、賤貴,而有不孝敬、慈愛、悲喜、幸懼者乎!”在《寄十一侄》曰:“文禽羽毛矜,志仕名節顧。”在《送方大行還京》曰:“高義驅今古,清風勳海生”。在《秋意二首》曰:“白璧終然在,黃金價亦輕。” 在《用韻簡謝》曰:“竊祿為身累,虛名豈福緣?” 在《寄徐少湖大史》曰:“少壯莫教磋老大,格天勲業及時圖。” 在《柬謝少湖學士》曰:“死生一鳥過,道義百年心。” 在《草堂》曰:“養靜自能澄外慕,希名安得謂真廉。” 在《宿五臺驛次韻》曰:“忘機江上慚鷗鷺,俯首人間應馬牛。”在《觀書有感絕句六首》曰:“知親知愛看孩提。” 在《手扭銘》曰:“形可丑,志不可疚。” 在《腳鐐銘》曰:“身可僇,志不可辱。”


他與夫人宋氏慈幼之性,得諸天者尤厚,侄子聶靜生母身體不好,他與夫人將聶靜帶到身邊,于襁褓喣養。長而成之,心力備至。宋夫人常說:“但欠十月之懷耳。”故認聶靜為從子。聶靜重所養,叫宋氏為“母”,叫自己的母親張氏為“伯母”。                                                                                                                                                                     


聶豹特別注重制定鄉約。在嘉靖十五年(1536)參與制訂了《永豐鄉約》,為《永新鄉約》寫了后序。在《永豐鄉約后序》中,他指出賞罰在于法,是非在于心,所以明白人心是善惡是非的源頭,在實踐中以善心行事,則民間程序良好,否則社會必不安定。他還注重地方宗族建設,倡導修譜碟。與從子聶靜一道續編了《永豐聶氏族譜》。為東坊鄒氏、水南程氏、恩江張氏、城南陳氏、社州肖氏、上濠湯氏、珠溪王氏、梅溪戴氏、秀川羅氏等族譜撰寫了序。為樂安流坑董氏撰寫了《董氏重修祠堂記》、為祿江李氏撰寫了《李氏祠堂記》等等。


八、理學傳人     江右代表


聶豹不但精于吏事,更為人們稱頌的是他對理學的貢獻。                 
聶豹是王陽明的重要弟子之一,江右王門的代表人物。與羅念庵(羅洪先)同列為陽明后學的歸寂派,在中國理學界占有重要位子。
明代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王守仁之學按照地域分為浙中王門、江右王門等八派。其中,江右王門學派,系指明代中后期江西一帶的王門后學,代表人物有鄒守益、聶豹、羅洪先、歐陽德、壬時槐、劉文敏、劉陽、胡直、鄒元標、徐階等一批著名的王門弟子。黃宗羲認為:“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峰、雙江其選也。” 黃宗羲文中的雙江指的是聶豹,聶豹等人代表的江右王學被黃宗羲視為得王守仁真傳之派。近代學者將王守仁弟子們的分化視為研究的重點。近代學者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論》把王畿和王艮稱為“王門左派”(意指激進),聶豹和羅洪先為“王門右派”( 意指保守),鄒守益和錢德洪為中派。近代學者唐君毅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中將王門后學分為兩派,聶豹為其中的 “工夫以悟本體派”。近代學者牟宗三則把王門后學分為浙中派、江右派、泰州派三派,其中江右派又分為鄒守益和聶豹兩派。近代學者錢明將王門分為“現成”與“工夫”兩派,聶豹為“工夫”派。近代學者陳來把王門分為四派,其中聶豹為主靜派。日本岡田武彥所分大體同嵇文甫,但是三派名稱分別為現成派、修正派、和歸寂派,其中聶豹為歸寂派。無論是明朝王畿和黃宗羲,還是近當代學者對王守仁弟子們分化的研究和王學分派的劃分,聶豹都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在王學中占有重要一席。羅洪先是最堅定支持他的理論者,鄒守益是同意他的理論者。他們所代表的江右王學被現代王學研究者認定為王學的正宗代表。


聶豹為王陽明弟子。王陽明曾兩次親自面授。王陽明《年譜》在后文提到:“豹初見稱晚生,后六年出守蘇州……”, 嘉靖五年(1526年)聶豹巡按應天府時特前往越謁拜王陽明, 稱晚生。王陽明很高興,他在寫給歐陽德的信中稱聶豹“開口便能相信”良知之說,并稱贊聶豹資質異于常人。同年夏天巡按福建時,聶豹渡錢塘江又拜見王陽明。兩次問學于陽明,兩人都一見如故,聊至深夜,依依不舍。以后都是以書信來往,與王陽明請教研討良知之學。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王守仁病逝,消息傳至福建,聶豹悲痛萬分,設牌位祭奠,行弟子禮,并作詩《哭陽明先生兩首》。王陽明仙世后,聶豹決定拜于王陽明門下,為王陽明的弟子。王陽明《年譜》記載,王陽明仙世四年,聶豹對王守仁門下的著名弟子,被稱為王門弟子中的“教授師”,可以代王陽明教授弟子的錢德洪、王畿說:‘我學誠得諸先生,尚冀再見稱贄,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為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意思是,我的學問得之于王陽明先生,本來想再見王陽明后拜其為師,今天沒有辦法見先生了,只有在你們的見證下,擺香爐正式行拜師之禮,拜王陽明為師,為其門下。從此聶豹被正式列為王陽明弟子,成為了王陽明重要弟子。《明儒學案》除將此事記載,還特別加了一句“刻兩書于石以識之”。


王陽明心學在吉安的傳播主要依靠他的弟子們,特別是將王學推至鼎盛的四大名徒——鄒守益、聶豹、羅洪先、歐陽德,他們言傳身教德化鄉里,使吉安成為聞名全國的理學之邦,成為全國推廣王守仁思想的中心,這也就是廬陵文化底蘊的厚重所在。


 聶豹早年學易,后問學于王陽明,推崇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自丁亥以來,致書陽明,論致知功夫。他認為知與行,行更重要。徐階在家鄉華亭遇到聶豹,在聶豹的引導下,他拜在王學門下。臨別時,聶豹送給他四個字,就是“知行合一”。 徐階為之終生受益。徐階也因此成了王門忠實擁護者。


聶豹從致良知下手,他認為誠與不誠,有愛心沒有愛心,孝不孝,必須養性,養心。他在啟陽明先生的書信中還寫道:“德性者,良知也;道問學著,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問學者,必非學……”。


聶豹在翠微山養病幾個月,后又身陷朝廷錦衣獄,這些為他的“歸寂”提供了實踐基礎。聶豹以自己的為官親身經歷,把王陽明之學,融合《易》與儒家經典,加以發明而糅合己說。在領悟王守仁之學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靜修體悟,以良知本寂為核心概念,未發之中詮釋良知的內涵。以主靜修養和戒慎戒懼作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


他認為良知本寂,虛寂是心之體,良知本然狀態是寂而不動的,當良知與外物接觸,受外物影響之后,就會產生知覺。然而知覺雖然是良知發出的,卻與良知不是同一事物,不能將知覺當作良知本身看待,忽略了知覺的發源根據才是良知。良知虛寂是人們道德生命本源,也是知覺情感的最后主宰,道德修養時必須回到本原處用功,使良知回復至寂然狀態,人們的知覺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合乎倫理規范。他認為,未發之中是良知,未發之中和良知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二者都是虛寂之體。未發之中人們的現實情感是善惡相混。如果一個人的感官追逐物欲,則情感不得其正,行為就會不道德;如果他的感官追求未發之中,則行為就是合乎道德。他主張主靜修養。道德修養的關鍵是以靜制動,以靜修主宰變動不止的知覺和情感。主張致虛守靜的工夫論。他在道德修養方法中,除致虛守靜外,還主張戒慎戒懼。虛寂之體雖然是不睹不聞者,但同時也的能知能覺者,因此,良知在起作用的過程中就有可能出現偏離,需要戒慎戒懼存養虛寂之體。戒慎戒懼不是脫離虛寂之體而獨立存在的道德修養,而是存養良知的方法。良知為體,知覺為用,通過功夫修養后本所呈現的自然而然,無私心遮蔽。


在身心踐履方面,他主張知行合一,認為兩者在良知的統攝下,互相包含,互相融合,知不離行,行不離知。只有在實踐中去檢驗,“知其發也”才能體現在它的價值。


聶豹感悟出本體虛寂道理時,羅洪先從不認同,到感到倏然心驚,與自己不謀而合,到最后,堅定地和聶豹站在一起。他認為:““雙江公真是霹靂手段,千百年事,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真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劉文敏晚年也說:“雙江之言是也",并有臨終遺言與門人。


聶豹和王陽明都是明代思想史上的改革者,所不同的是,王陽明改革的是朱學,而聶豹改革的則主要是王學。聶豹深識以“知覺" 為良知之弊,反對“現在良知",認為必須就本體處著工夫,才能夠避免逐物義襲之病痛。聶豹的“歸寂”學在明朝中后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得王陽明之學發展出了以主靜為特色的思想體系。現代學者對此評論道:“給王學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王學因去除弊痛而加固,擴大了王學的影響;……推動了王學的發展與創新。”聶豹的理論應該是既繼承了王陽明之學,又發展了王陽明之學。


黃宗羲對此也有過精到的評價:“(王畿)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姚江之學,惟江右得其傳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鄒守益)、念庵(羅洪先)、兩峰(劉文敏)、雙江(聶豹)其選也。”,“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在黃宗羲的心目中聶豹與羅洪先的“歸寂”一脈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為了傳播王學,聶豹每到一地,都要親自講學,弟子遍布吉安、姑蘇、八閩、三晉。當時許多著名的人物,都出自他的門下。聶豹先后與王學主要人物:季彭生、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劉文敏、劉邦采、陳九川、黃弘綱、錢德洪、王君畿、唐順之、郭應奎、李羅山、曾前川、陳兩湖、胡仰齋、王龍溪等學者論學辯究。永豐老鄉宋儀望自稱跟從聶豹三十年,從沒有間斷過聆聽聶豹的講學。聶豹的弟子郭汝霖非常追捧聶豹,在出使琉球之前,還專程登門拜訪了聶豹,并將聶豹的《致知議略》刋刻發行。就連反對他學說的王龍溪(王畿 ),嘉靖四十四年再次來永豐,展拜雙江墓。


明朝任內閣首輔10年的張居正當朝時大力整飭學政,嚴禁聚徒講學,詔毀天下書院,規定說書者以宋儒傳注為宗,不許別標門戶。張居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耍嘴皮子,搞虛無的心性的人,尤其對泰州后學中有明顯異端思想傾向的何心隱反感,曾通緝何心隱,并致他慘死。但是張居正卻認同聶豹、羅洪先歸寂求虛的心學理路,對聶豹、羅洪先一派最感興趣。在他的《張太岳集》卷三五《啟聶雙江司馬》)里,除了強調心學的自信自悟外,更對歸寂以致虛、致虛以通感的心學思路有著深切體悟。不過,張居正接受心學思想影響,并非是為了追求個體愉悅,而是為解決人生進取中的自我心理障礙,從而更好地實現其經邦濟國的現實目的。
聶豹是王學的忠實傳播和推行者,全國著名的王學講會聶豹都是以重要成員參加,幾乎都有王學講會聶豹都到場進行講學。
永豐三都的云邱書院,是聶豹講學之所,聶豹經常講學于其中。
聶豹任福建巡撫期間,建立了養正院,用王學教育學子。以期從實踐層面推廣王守仁的學術思想。還在福建刊刻了《傳習學》、《大學古本》、《二業合一論》、《道一編》等著作,擴大王學在福建的影響。
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吉安府士人舉行了第一次青原講會。當時聶豹的父親剛去世,重孝之身不能參加,但是他作為重要成員提供了講會內容。據鄒守益的《青原的嘉會語》記載,講會討論了六個問題,聶豹的“忘與助者,其意為何”被列入其中一個問題。次年(1534年),青原講會召開第二次講會。這次講會與會者多達二百余人。成為了吉安府九縣士人參加的大型講會。在家丁憂(守喪)的聶豹參加了講會,并在《永寧重修儒學記》中記述了這次講會的經過。鄒守益在《錄青原再晤》中記錄了這次講會熱議的四個問題,聶豹占了兩個問題,即分辨儒學與佛老區別和提倡“主靜無欲” 的道德修養方法問題。
明嘉靖十五年(1536),鄒守益與知縣程文德共建安福復古書院,鄒守益、聶豹、羅洪先、劉邦采經常講學于復古書院,探討王學宗旨。復古書院創建時,鄒守益與知縣程文德邀請聶豹題名作記。聶豹作《復古書院記》稱:“陽明先生悼俗學之涂炭生民也,毅然倡道東南,而以良知為家”。“有志之士聞風而興者江西為盛,江西盛者惟吉安,吉安之盛惟安福。故書院之建惟安福有三。題曰復古者期有事于古人之學,而學焉者也” 。聶豹稱,書院題名“復古”,其意在于以古人問學精神為榜樣,追求良知之學的真諦。在復古書院,聶豹與鄒守益、聶豹、羅洪先、劉邦采進行了寂感之意辯論。特別是聶豹同王幾進行的激烈的學術辯論,影響深遠。羅洪先評價聶豹辯論發言,說《致知議略》可以與論語相媲美。


明朝嘉靖年間,吉安知府何其高重修白鷺洲書院。書院建成后,何其成又集吉安九縣學者舉辦講會,史稱白鷺洲九邑講會。又邀請廬陵文化名人聶豹、鄒守益、歐陽德等人撰文紀念。受知府何其高之托,聶豹作《道心堂記》。“道心”一詞出自《古文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椎精唯一,允執闕中”。聶豹在白鷺洲書院積極推行“道心”,目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爾后,聶豹積極參加白鷺洲書院的各次講會,推動他的這一學說,


嘉靖十七年(1538年)正是王學遭禁之時,聶豹等人在廬陵縣祭祀王守仁,繼續講學。


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聶豹從山西平陽歸江西故里,聶豹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等人舉辦了青原九邑大會,當時江西王學的代表人物齊聚吉安,吉安府九縣青年學子紛紛參加,故亦稱就九邑大會,是整個江西地區推廣王學的主要講會之一。


    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十三,聶豹六十大壽,吉安府各界名流聚會于青原。王學學者為給聶豹祝壽而舉辦了青原大會,泰州學派的羅汝芳也參加了此會。在青原大會上,鄒守益作《雙江聶子壽言》,高度評價了聶豹的政治和思想成就。鄒守益等吉安府士人不僅為聶豹大張旗鼓地祝壽,而且在“壽言”中將聶豹的政績和歸寂說并稱為其一生的兩大成就,可見對他是極為支持的。羅洪先自稱與雙江的思想達到了一致。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初,聶豹獲釋后歸吉安故里。同年秋與鄒守益等人在龍虎山的沖玄觀舉辦了沖玄大會(亦稱沖元大會),積極宣傳王學。聶豹組織了沖玄大會,這次講會是明朝王學學者舉辦的諸多講會中最具影響力的講會之一。講會使得聶豹的歸寂說與其批判的對象王畿的良知現成說發生了直接的碰撞,而且這次講會的資料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使得我們可以一窺王學講會的內容和過程。此次講會不同于區域性的講會,是集合了浙江、安徽、江西、江蘇、的王門同志,如王畿、錢德洪、皆浙江、江蘇、徽州、宣城等地的學者,還有王臣、陳九川、洪垣等人共襄盛舉,是跨區域性的盛會。


   嘉靖三十二年會試,徐階聯合在京的深居高位的聶豹、歐陽德、程文德趁會試天下學子齊聚北京之際,利用朝庭的力量推廣王學,講會于北京道觀靈濟宮,聶豹、歐陽德等人分別主持了靈濟宮講會。來自不同階層聽講者多達千人,時間長達兩個月。這次講會的組織者多是當朝官員。講會還通知與會者次年參加永豐的講會。羅汝芳有一份著名的《柬合省同志》,文中明確通知“縉紳 士夫及高尚隱逸”于次年二月赴江西永豐參加會講,上述講會的參加者遠遠超出在書院就讀的學生,已經大大擴大到社會各界人士。據《明史》記載,赴會者多達五千余人,盛極一時。


雖然王守仁的弟子們有不少為朝中重臣,但是在軍事上有所建功的唯有聶豹。可以說,聶豹一生的軍工有助于后人重新評價陽明王學的社會價值,聶豹還繼承和發楊了講學化民,他的講學,到會者有社會各層人士,包括普通老百姓,實踐了王學的經世致用。


《聶貞襄公本傳》曰:“聶豹身長玉立,操履峻潔,而風采凝撥,如孤風屹峙,超特不群,望之令人嘆服。而神思靜逸,有飄然巌壑,高舉物外之氣。”當他因誣陷被逮時,從容出見差使,換上囚服。慷慨上路時,屋內大聲悲號,他好像沒有聽到。門生父老相送,無不潸然流淚,聶豹卻神色不動,只是拱手作別。鄒守益、羅洪先送至江邊,聶豹如同平日一樣,與他們論學不輟。人們大為敬服,認為他的言行與他的“未發之說”深相符合,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忠實執行者。聶豹的舉止打動了許多人,前來送行和看熱鬧的人都稱贊不已,認為聶豹實學實行,絕不是那種只流于言說之徒,以至于前來抓捕聶豹的錦衣衛百戶戴經敬佩不已,從此都是行弟子之禮。


九、是非曲直     歷史評說


聶豹為人正直,廉潔奉公,在朝時敢于彈劾貪官污吏和不作為者,得罪人比較多,在明清時期,乃至現在還有人在攻擊他,這是正常的。 對于毀之者或失其真,當代學者紛紛打抱不平,闡述道:《明史》對聶豹的評價與《明實錄》“嘉靖三十四年二月”條的說法如出一轍,但如果我們詳加考證,可以發現這一評價有合乎史實之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明史》對聶豹的記載用字不多,雖然對聶豹是褒多貶少,但還是在很多地方與歷史史實不相符,尤其是執筆人用詞不當,短短的文字竟有幾處用“懼怕”二字,有濃厚的偏見。很有可能具體執筆人是被聶豹彈劾官員的后裔。編撰史書用這么多形容詞在中國是少有的,明顯不符合修史的規定。剛剛相反,與《明史》不同的史書《明儒學案》和《四庫全書》,卻對聶豹持肯定態度。


第一,明史對“大學士嵩與豹鄉里,……故豹甚為帝所倚”說法欠妥。嵩與豹是鄉里這是事實,他們都是江西人。聶豹參加正德十二年(1517)的會試時,主考官是年僅38歲的政壇新秀嚴嵩,聶豹會試登進士第,按照明朝科舉慣例,生員一登科第,則稱主考官為座師,生員為主考官之門生,所以說嚴嵩與聶豹為師生關系。當年同聶豹一起登科第的還有后來的首輔江西人夏言。由于聶豹的學生徐階,以及徐階的學生楊繼盛是堅定的反嚴嵩者,嚴嵩不可能對聶豹好。


從所謂“平陽貪污案”被幾次折騰就可以看出,嚴嵩從來沒有出來說過話。聶豹在蒙難時曾經給嚴嵩寫了一信,信上出客套話外,主要是說明自己是被冤枉,“如情當其罪,韲粉何辭?” “古稱冤獄,如豹所坐”,希望嚴嵩明察,統惟黔亮。但是此信發出后沒有一點結果。還有同鄉夏言,更沒有同鄉情,他是不問青紅皂白親自折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嚴嵩死黨趙文華等人上奏,聶豹提出異議,嚴嵩、趙文華等一些人根據皇上的意思,一起趁勢攻擊。從以上可以看出,當時的朝廷,根本沒有鄉里之情,只有自己的勢力圈子和權力之爭。嚴嵩不但沒有念聶豹是鄉里和學生而幫聶豹說話,反而是導致聶豹被罷官的主要推手。
第二,明史對“而大學士嵩與豹鄉里,徐階亦入政府,故豹甚為帝所倚”的說法有悖事實。把聶豹為帝所倚,擢升全靠嚴嵩和徐階,這個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在朝廷,舉薦聶豹有很多人。在華亭時,當時朝廷官員看到聶豹的政績卓群,紛紛舉薦聶豹,其中有七八個到過華亭的巡撫和巡按官員還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舉薦聶豹,朝廷是按例贈封親屬。嘉靖十九年(1540年)給事中游震得上疏薦聶豹復職,未果。嘉靖二十年(1541年)三月,給事中游震得再次上疏推薦聶豹起復,任浙江嘉興知府,聶豹未按照御史奏請任嘉興知府,而改任屢受蒙古軍隊侵犯的山西平陽府(今山西臨汾)知府。這些職務嚴嵩和徐階并沒有舉薦。


戰功和才華是聶豹擢升的重要因素。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北方的俺答率蒙古軍襲擾山西,所過之處,明軍或逃遁,或避戰,蒙古軍如入無人之境,甚至當時著名將領翁萬達鎮守的大同亦避而不戰,整個山西唯有聶豹駐守的平陽府力拒蒙古軍入侵,正是聶豹此時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深得皇上欣賞。所以嘉靖二十九年,徐階推薦聶豹巡撫順天時,順利得到世宗的批準。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巡按御史上疏舉薦聶豹,吏部決定重新啟用聶豹,雖然遭當時的首輔夏言反對未果,但是也不是嚴嵩和徐階舉薦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朝廷缺兵部尚書,時任兵部右侍郎聶豹自己謙虛,舉薦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世宗采納了聶豹的舉薦,啟用當時的著名將領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但翁萬達還沒有到任,就在福建上杭病逝了。翁萬達死后,時任兵部右侍郎的聶豹在當時朝廷上論戰功, 論職務都是兵部尚書首選人,他升任兵部尚書是順理成章之事。聶豹在《亡妾王氏桃姐壙記》里回顧記敘道:“嘉靖庚戊虜擁眾四十萬逼都城,皇上憶予保障平陽之功,乃起為僉都御史,整飭蘇州邊偹,兼巡撫順天等府。圣諭內閣云:‘豹才可大用,何又出之外補?’遂升兵部侍郎。……明年癸丑春,所司以兵書員缺上聞,圣諭內閣云:‘不必別推,以豹代之’。是秋虜酋悉徵其部落,驀突紫荊關。我兵大捷,斬首千數級,蒙恩晉秩太子少保,蔭子為錦衣千戶。……又明年甲寅,予復以古北卻虜之功,晉太子太保。”從以上可以看出聶豹每次擢升都是靠戰功。


第三,明史敘述,“西北邊數遭寇,東南倭又起,羽書日數至。豹本無應變才”、 “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為憂。豹卒無所謀畫,條奏皆具文,帝漸知其短。”的說法也與事實不符。將當時不能應對南北戰亂的原因歸于聶豹無能,是有失公允的。


明朝嘉靖年間之所以北方蒙古人連年南侵,東南沿海倭寇襲擾不絕,關鍵在于明世宗對外政策的失誤。嘉靖初年,北方的蒙古人和東南的日本人多次要求與明朝互市貿易,但世宗一改過去歷朝友好貿易往來的做法,實行絕貢政策,嚴令禁止南北貿易,由此導致了南北戰事連年不斷,這是朝廷的錯,不是聶豹的過。在具體的實施應對南北之敵的舉措中,聶豹自始至終忠實執行世宗的旨意,這也不是聶豹的過。不可思議的是,當時東南沿海雖然禁止貿易,卻有不少官方和民間的人暗中與日本商人來往密切,而聶豹上奏,朝廷一味姑息,助長了倭寇的囂張氣焰,聶豹有力使不上。直到東南沿海局勢緊張后,世宗才一改過去態度,突然反過來要求聶豹一夜消滅倭患,這對于任何人都是一件難事。在具體戰術上,聶豹與世宗也不同,世宗是不顧敵強我弱的現實,主張速戰速決,一夜之間緩和明朝面臨的困境。而聶豹則主張戰略上堅決,戰術上御敵以緩,以己之長擊敵之短,反對打無準備之仗。聶豹認為:“兵家要妙還需靜,不在闐然一鼓時。”他提出修建關隘,訓練士卒,嚴格里甲制,在準備充分后再與敵軍決戰。在對待張經和趙文華之爭上,聶豹與世宗也有類似的對立。世宗反對張經御敵以緩的方針,甚至張經取得勝利后亦不免被斬首。而聶豹則贊同張經的主張,由此招來世宗的不滿,罷官在所難免。總之,導致聶豹罷官的原因并非其無能,而是不能滿足世宗不切合實際的從速解決南北之患的愿望。有現代學者對此事評述道:“事實證明,在評定東南倭患的過程中,聶豹料敵從嚴,用兵宜緩的方針是可行的。按照聶豹這一方針,張經取得了“王江涇大捷”,但是世宗妄圖盡快平定各地戰亂,所以聶豹罷官,張經被殺。趙文華按照世宗的意圖輕率舉兵,并沒有取得預想的結果,且勞民傷財。聶豹罷官后,世宗任用戚繼光主持東南軍務。事實上,戚繼光在平定倭患的過程中,也是按照聶豹御敵從嚴,用兵宜緩的方針,在作好充分準備后,方起兵滅倭。”由此可見,不是聶豹沒有應變能力,而是他的戰略戰術得不到充分實施。有人假設當時世宗如果相信聶豹,讓他充分施展才華,中國的歷史可能要重寫。


嘉靖二十六年吉安府各界名流聚會青原為當時正蒙難的聶豹祝壽,針對朝廷有人對聶豹的毀譽,各界名流極為憤慨,鄒守益在其《雙江聶子壽言》指出,聶豹在政治成就上,任華亭知縣時,以裁處繁雜的政務聞名當時,任福建巡撫立志安定八閩,任蘇州知府期間,以禮治教化士民,任平陽知府,撲滅蒙古烈焰,保障京畿安全,堪稱國家的長城,得到了各級官吏的舉薦。不少現代學者對聶豹評論說道:“事實上,毀譽相間是人世間的常態,就如同喜鵲和烏鴉之聲并存一樣,關鍵是要以淡定的心態面對毀譽之聲,不要聞喜鵲之聲而喜,聞烏鴉之聲則悲。”


第四,《明史》在寫王遴時,把楊繼盛被殺歸咎于是聶豹把楊繼盛告發嚴嵩及其孫效忠冒功事的嚴嵩和嚴世蕃的密信交上去了;還認為是尚書聶豹懼怕嚴嵩父子,楊繼盛才被判了死罪,他們認為假如聶豹不把密信交上,楊繼盛就不會處死。這段描寫褒王遴貶聶豹,既制造了千古奇冤,也證明執筆人幼稚。


實際情況是,楊繼盛彈劾嚴嵩,徐階、聶豹都相勸楊繼盛注意策略,伺機而從,楊不聽。楊繼盛彈劾嚴嵩后,嚴嵩對楊繼盛是恨之入骨,千方百計要把楊繼盛處死,楊繼盛已經到了非死不可的境地。即使聶豹不把嚴嵩和嚴世蕃的密信交上,楊繼盛不死是不可能的。聶豹唯一可做的只有幫助楊繼盛,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業——彈劾嚴嵩。說聶豹懼怕嚴嵩父子,完全不符合事實。聶豹在楊繼盛彈劾嚴嵩一案的后續處理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作用。聶豹為了彈劾嚴嵩和嚴世蕃,一反楊繼盛的做法,決定用計謀。他經過詳細調查后,將調查情況上疏世宗,并將楊繼盛提到的嚴嵩和嚴世蕃的密信一同上交。粗莽的王遴不明真相極力阻止。這就是所謂“尚書聶豹懼,趣所司以世蕃稿上。遴直前爭,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的真相。世宗得知聶豹呈報的真相后仍還偏袒嚴嵩,沒有懲處幕后主犯嚴嵩父子,只免除了嚴鵠所代嚴效忠之職,免除了周冕的職務。聶豹所為最終雖然沒有達到楊繼盛彈劾嚴嵩的全部目的,但是聶豹總算把嚴鵠和周冕懲處了,完成了楊繼盛一部分未盡事業,楊繼盛九泉得知后還是會寬慰的。從這里可以看出,聶豹不但沒有懼怕嚴嵩父子權勢,反而是不畏權勢,敢于斗爭。不過與楊繼盛、王遴不同的是在無畏的同時用計用謀,使嚴嵩他們沒法狡辯。聶豹的智斗,比起楊繼盛、王遴要高明許多,其行為值得大書特書。史書還把楊繼盛的死歸咎是徐階沒有出手相救,這也是荒繆的,從徐階為楊繼盛作《墓志銘》,將楊繼盛詩的第一首的前兩句和第二首的后兩句合為一首,成為:“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徐階改這首詩可以看出其良苦用心。可見聶豹和徐階都是楊繼盛一黨的,目的都是要彈劾嚴嵩,只不過他們各采取的方法不同。《明儒學案》為此事大打不平,說是“不辯而自明”。


第五、明史上說的“會侍郎趙文華陳七事致仕,侍郎硃隆禧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濱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責。豹震懾請罪,復辨增官、開市之非,再下詔譙讓。豹愈惶懼,條便宜五事以獻。帝意終不懌”。這里用“豹愈惶懼”這樣詞語實在有違歷史。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嚴嵩死黨趙文華、硃隆禧等人上奏要巡視祭海神、增加田賦和開放市舶等事宜,世宗皇帝是大悅。朝庭官員雖然覺得不妥,都緘口不語。只有正直的聶豹能挺身而出,在朝庭反對趙文華等佞幸的上疏。懼怕就不會反對,反對就沒有懼怕。假如聶豹真的懼怕,他不可能會去據理相爭,他會當即表態同意趙文華等的上疏,這樣皇上一定會非常高興,還會嘉獎聶豹,聶豹也不至于被罷官。這個寫歷史的人連基本常識都不懂,讓人啼笑皆非。


《中國歷史紀事》對這件事有專門的評論記載:“時人就此事評論說:……。國家遭受倭患,軍費開支浩大,應當省事省官,減少地方負擔。今反‘顛倒是非’,遣官祭告海神,勞民傷財,重擾地方。趙文華到任以后,公私財賄俱入其室,江南為之困敝。他又恃寵牽制兵權,‘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征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此皆嚴嵩任用非人之罪’。”從這段歷史記載來看,世宗皇帝倘若不聽嚴嵩和趙文華等人的誤國之言,而是聽取聶豹的諍言,國家也不至于遭受倭患。


對聶豹的功過,徐階在《聶豹墓志銘》稱:“……公見高明履篤實,發為公言有可述。左持戎樞右簡冊,武功文教相輝赫。……”王學中觀點與聶豹相左的王龍溪(王畿)在《祭聶雙江文》稱:“先生之才,鞭駕一世,風雷出入,若不可羈;先生之志,凌邁千古,宇宙俯仰,若靡所遺。” “先生居貞履坦,堅志達才,浩蕩廓清,萃渙淳漓…”。明朝郭汝霖稱:“筮仕以來,歷著鴻績,民涵雨露,仕誦弦歌。威重長城,熏侔銅柱,無偏無頗,佈在人心。炳炳烺烺,傳諸廷廟……”。一位現代學者在研究聶豹后指出:“聶豹剛正不阿,敢言入所不敢,致使召惡于權勢,但其楊風正俗,清廉自律之明也名重當時。”“亦似可燭見聶豹之精深學術與高尚情操。”



聶豹著作主要有《巡閩稿》、《知晉稿》、《大學臆本說》、《白沙緒言》、《平陽古今人物題名記》、《大學古本臆說》、《被逮稿》、《困辨錄》、《幽居答述》、《致知議略》、《良知辨》、《質疑存稿》及《雙江聶先生文集》(十四卷)等。著有的《雙江文集》十四卷、《困辨錄》均被列入《四庫全書》總目,并行于世。作詩詞近300首。刻印王守仁的《傳習錄》、程敏政的《道一篇》、湛若水的《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等書。



 作者:聶學鋒 

 2016年2月8日第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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